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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非团结视野下的新中国与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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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殷之光，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来源：Zhiguang Yin (2022): 'World of tomorrow’ Afro–Asian solidarity an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of Cultu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rd World Quarterly, DOI:10.1080/01436597.2022.2074391.
导读
在当前全球秩序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亚非团结的历史及其对新中国国家建构的深远影响，显得尤为重要。文章以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亚非国家的文化合作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国际主义如何成为推动中国国家建构的重要力量，挑战了传统“战争制造国家”的理论框架。
在苏联解体后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秩序逐渐瓦解之际，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经验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国家建构路径。作者指出，尽管西方学者通常将第三世界的国家建构视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延伸，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文化合作展现了一个全新的国家建构模式。这种模式基于国际主义精神，通过跨国文化生产和社会赋权，避免了民族主义可能带来的扩张与冲突，形成了一种以和平、自卫为导向的动员模式。
文章特别强调，中国在亚非团结中的角色，反映了全球南方国家在去殖民化与国家建设中的重要性。作者通过对中国1958年文化去殖民化运动的详细剖析，展示了这一时期中国如何通过文教领域的改革与大规模文化生产，推动了国家建设，创造了一个联系中国城乡及偏远地区的文化网络。这一网络不仅帮助人民获取世界时政信息，更将中国的国家建构与亚非团结的国际主义愿景紧密相连。
本文提供的亚非团结视角，不仅为理解中国的国家建构提供了新的维度，也为当下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定位与角色提供了启示。作者强调，亚非国家在对抗帝国主义文化压迫过程中形成的团结，推动了新世界秩序的想象。这种国际主义的共同愿景，既是对旧有霸权的挑战，也是对未来和平、平等世界的坚定信念。
世界霸权秩序
苏联解体后，美国单极下的世界霸权秩序以“全球化”的面纱铺开。形成对照的是，左翼知识分子的幻想破灭，进而转向了无政府主义，出现了大规模的非暴力反抗。西方的中心地位，使现有研究大都将第三世界国家建构视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非西方地区的投射。但它们低估了国际主义在其中的作用。
以中国为例。1955-1965年，中国对西亚北非地区持续关注，中央和省级政府发行各种文化产品，激发了民众的亚非团结想象和热情，进而推动了国家建设。亚非团结愿景的国际主义特征以更宽阔的视野，避免了民族主义在国家建构中所带来的扩张与冲突。事实证明，中国成功了。这就不得不对蒂利“战争制造国家”的理论提出质疑：中国没有通过对外战争就推动了国家建设。实际上，中国及很多全球南方的国家建设，都属于为保卫和平而进行的自卫动员。自19世纪末以来，欧洲主要帝国对非欧洲地区的霸权控制形式，已经从军事直接干预转向了经济间接主导，二战后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处于秩序不平等且挑战更多元的国际环境。
不只是“主权”
第三世界是在反帝、反殖民的土壤中建立政权的。国际生存环境的恶化，使政权的建立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主权（如经济独立、社会解放等）。一个新政权若无法听命于自己，即使拥有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也是捉襟见肘。为此，第三世界的国家建构是以自卫、平等为目标，这就排除了对外战争进行动员的可能。本文并不否认战时动员对国家建构的作用，但这一理论存在局限。第三世界国家建构的动员，依靠的是去殖民化与朝向独立的美好愿景。是政权主导的大规模文化生产和亚非合作的国际性动员，推动了社会赋权与国家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去殖民化为实现工业化、建立有效政府、改善民众生活，以及在国际社会获得平等地位都奠定了基础。因此，反帝国主义的文化产品是第三世界国家建构的关键。近年来，在亚非合作和去殖民化的框架下，有影响力的个人、文学期刊以及少数民族群体的成果与活动越来越多，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基础。
很多新政权的国家建构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反抗帝国主义文化压迫。1955年万隆会议最终公报，第一次明确表示，要通过文化合作来解决帝国主义文化压迫的问题。两年后，亚非团结会议（AASC）在开罗发表专门决议，指出亚非国家制度化的文化合作是为了去殖民化，同时建立亚非人民自己的文化-政治主体性。这项决议挑战了帝国霸权，重申了亚非人民所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之后，亚非的非官方跨国互动蓬勃发展，文化空间逐步扩展。
亚非国家希望“改变殖民统治造成的社会经济落后”，保持自由与独立。近几十年来，学者们都在用西方定义来解读非西方国家19世纪以来的变迁。但对中国来说，自由并不单单意味着威斯特伐利亚式主权，因为这样的主权建基于不平等的霸权国际秩序，是不可持续的主权。对亚非国家而言，对自由、独立的追求是一个长期的秩序转型过程，是各国之间相互尊重、变霸权为平等秩序的一种信念。国际主义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促进了中国的国家建构。
中国的实践
1958年，一场宏大的文化去殖民化运动在中国铺开。5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指出，生产力的提升需要新思想的激励。6月1日，《红旗》对此做出肯定性回应。国家对文教领域的资金投入也在逐渐增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中共中央批准了文化部关于改革文化工作方式的建议，指出文化产品要真正面向大众，要充分调动人民和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同时，文化部的地位更侧重指导，省、市政府在文教领域获得了更多自主性。地区文化活动迅速发展。到1957年，公共图书馆数量增加到400个，比1952年增长了近5倍。到1962年，全国已有541家公共图书馆。移动演艺剧团的数量也出现了类似增长，从1952年的2084个增加到1957年的2884个，到1962年增加到3320个。
在此期间，文学和艺术作品不仅服务于工人阶级，更重要的是，“工人、农民和士兵都可以成为艺术和文化的创造者”。虽然个体同集体的冲突仍有发生，但个人主义已经变成“人人喊打”的“老鼠”。这种运动让很多工人意识到，没有文化就无法奔向社会主义。一些工人甚至会在八小时工时外主动花时间投入文化研学。得益于文化领域的这种蓬勃，一个涉及中国城乡，并足以延伸到偏远地区的网络，通过小型阅览室、流动图书馆等形式，把偏远地区同国家建构、国际秩序变革的宏大叙事相连。
阅读小组和流动图书馆是人民获取世界时政信息的主要渠道。湖北省图书馆的推荐购买清单里有一本22页的活报剧：有一个北京老太太，在街上碰到卖报的在吆喝伊拉克“突发新闻”。卖报的用快板书给老太太略述了伊拉克历史。围观人数越来越多，迫不及待要听更多细节。随后，卖报的又讲了阿拉伯人抵抗帝国主义的历史。听完后，老太太非常支持伊拉克和黎巴嫩人民，认为这跟中国抗美援朝一样。但有小姑娘说，老太太之前并不认可国际主义。老太太回应道，她的思想高度在整风运动后提升了，她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大众文学作品同样表现出了对帝国主义的憎恶和对阿拉伯人民的支持。新民歌是最受欢迎的表达形式之一。新民歌被认为“充满了大胆的想象力、火焰般的激情和通俗的趣味性”，表明工人阶级“相信可以通过努力工作来改变世界”。他们的创作不仅吸收了地方习语和汉诗的精髓，还融入了其他民族的丰富特色。农民王福根写道：“虽然贝鲁特和西湖相隔数千英里，但共同的敌人把我们的心团结在一起。”他写道：“我们以前曾和这个阴险的敌人作战过。”“当豺狼把邪恶的爪子伸到贝鲁特的土地上时，我们也会在晚上睡不着觉”。这些业余作品难免过于通俗，但作家们还是对这些诗歌的修辞特征等进行模仿。这种模仿，既证明了无产阶级应获得文化解放的论点，也表明了知识分子“向群众学习”的决心。
官方资料也在强化国际性共振。《参考消息》和《人民日报》都密切关注着黎巴嫩事件。《人民日报》积极刊发有关阿拉伯国家的基本状况。各大出版商也热切地参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100多本相关主题的书籍，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在1958年出版的。
亚非团结对新世界的想象
有些外国作品还被译介到中国，与中国人民的新民歌交相呼应。1958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伊拉克诗集《明日世界》。如其前言所述，伊拉克诗是“战斗诗，抗争诗”，“充分反映了伊拉克人民对自由的崇尚……以及对和平的守卫”。中国与西亚北非地区反殖民斗争的相似经历，使中国人民的集体愿景被激发，即亚非人民的政治觉醒能够推动产生更公平的世界秩序。阿拉伯世界和抗美援朝的胜利，以一种历史连贯性，表现出亚非人民在国际事务中不断增强的政治主体性。亚非人民的反殖民斗争不仅是正义的，而且是保卫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这种主体性的出现，标志着国际秩序将朝着和平、民主的方向转变。
结论
总的来说，这些活动把和平愿景注入了大众生活。大众在参与的同时，也把文学创作变成了一个集体性政治实验的场域。基于此，亚非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信念在中国日渐强烈：作为饱受摧残的亚非国家中的一员，中国的复兴是促进人类解放的重要一环。这种热忱、乐观的国际性愿景推动着中国人民积极投身于国家建设，鼓励着中国人民为更美好的未来而奋斗。我们绝不能把这份热切的团结随意抛之脑后。对彼时破碎、脆弱的亚非人民而言，这是自我的救赎与超越。
译者：王煜森，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生。
感谢原作者授权与审阅！
校对 | 丁伟航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韩雄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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